編者按： 要研究明白深圳華強北，華強北的“山寨（shanzhai）手機”是繞不過去的話題。它來的轟轟烈烈，造就華強北幾十個億萬富翁，去的鼠頭蛇尾留下一地雞毛。在華強北留下了財富的傳奇故事，和失意者發瘋跳樓失聯的事故，現在流落華強北街頭的前手機王子“陳金凌”就是代表人物。中國臺灣的聯發科MTK，作為山寨手機的主要參與者和受益者，我們也應該研究他們成功的商業思路。但是因為“山寨（shanzhai）手機”的特殊情況，我國專業媒體和經濟學人士都諱莫如深，我們今天就把國外比較權威專業性的研究翻譯出來，盡量還原那一段歷史，分析這些現象背后的經濟學原理。（三）

金航標電子 宋仕強                              

 

 

摘要

我們從對中國南部制造業中心深圳的長期研究中汲取經驗，對當代的創客文化話語中參與的角色進行了批判性審視。通過降低技術生產的門檻，“創客”被構想為一個新的創業、經濟增長和創新的場所。我們的研究表明，深圳市作為實現這一愿景的關鍵地點。在本文中，我們探討了“深圳創客”如何成為“硬件的硅谷”。我們特別考察了創客企業家如何被吸引到深圳制造文化中設計和開放共享的過程，挑戰了設計作為創造性過程與制造作為機械執行之間的概念二元對立。本文借鑒了參與式設計和批判性計算的傳統，考察了支撐當代創客文化與深圳重新塑造之間日益增長的關系的社會、物質和經濟條件。

 

作者關鍵詞

創客文化，工業生產，制造業，參與，開放源碼，自制，中國，山寨。

ACM分類關鍵詞

H.5.m.信息界面與展示（例如，人機交互）：其他。

 

介紹

計算機的批判性學術長期以來一直致力于質疑生產與消費、設計與使用之間表面上嚴格的分隔。其中最廣為人知且有影響的方法之一是參與式設計（PD）。源自20世紀70年代斯堪的納維亞勞工運動，PD伴隨著外包、自動化和信息技術進入工作場所而出現。PD試圖干預這些過程，推動用戶和更大的社會環境及周圍物質文化應成為設計考慮和過程的核心觀點[3, 6, 7, 27, 43]。本文借鑒這一工作，認為當代的技術設計過程必然包括生產的地點和文化。

 

今天，PD對將用戶納入設計過程的呼吁不僅在流行的設計方法（如以人為中心的設計）中被接受，而且已演變為一種商業策略。例如，班農（Bannon）和埃恩（Ehn）記錄了企業如何推崇用戶和設計者共同創造價值的觀點[3]。他們說明了“管理層驅動的用戶設計”的擴張，根植于“從PD關注的問題中移除的市場導向的商業模式”[3]。封閉的公司創新日益讓位于“開放式創新”模式，其中用戶的創造力、知識和專業知識被用于謀取公司利潤。

 

PD對批判干預的呼吁受到了最近一系列設備和工具的影響，從社交媒體應用到智能設備（或物聯網），它們的價值取決于用戶的參與。雖然像Facebook這樣的公司在線挖掘用戶行為數據并以廣告的形式賣回給用戶，而新的公司如Misfit則認為智能可穿戴設備的價值在于用戶通過佩戴設備在睡眠、步行、駕駛、工作、鍛煉等過程中產生和分享的敏感數據。“創客運動”的擁護者也在慶祝用戶參與的新形式。通過提供工具、機器和平臺，使人們能夠制造自己的技術，“創客”希望將被動消費者轉變為不僅在技術設計上，而且在經濟過程和市民事務上都是積極參與者（有關先前工作,見[2, 18, 25, 31, 33, 39, 40, 45]）。像Arduino這樣的開放式硬件平臺和像 3D 打印機這樣的新技術，可以讓原本被動的消費者生產自己的設備、工具，最終生產出機器。

 

這篇現代推廣的“參與式生產”[3]存在著一些關鍵的空白，正如回歸到參與式設計最初關注的問題所表明的那樣。盡管設計已經開放以包括并從用戶的參與中受益（如上文所述），但誰被視為設計過程中合法的參與者的問題仍然相當有限。特別是，在設計工作室、創客空間、硬件孵化器或家庭辦公室（構思、共同創造、挪用和日常使用的地方）與工廠車間（制造、生產和工資勞動的地方）之間經常存在著隱含的分隔。以人為中心的設計中的“人”，參與式設計中的“參與者”，以及主張“生產民主化”的“制造者”關注的是設計師-用戶/生產者-消費者關系，但很少關注與工廠工人、生產者、機械工程師等的關系。考慮到參與式設計最初關注介入外包、勞動非熟練化和工作重新組織的過程，這一點尤為諷刺[3, 6, 7]。接下來的中心論點是，設計過程中的“參與”不僅包括最終用戶的社會背景，而且至關重要的是生產的物質、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本文通過聚焦中國深圳的制造中心，展示了這一點，深圳在當代技術的設計和創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Designed in Shenzhen: Shanzhai Manufacturing and Maker Entrepreneurs（圖一）

 

“制造”經常被認為是一種可以振興西方知識經濟中的工業生產的方法，例如[1]。然而，現實情況并不是一帆風順或輕松的過程。許多硬件初創公司在從業余制作轉向專業制造和生產時面臨困難[16, 49]。許多公司試圖通過為創客企業提供在中國制造的機會來利用這些困難。比如，舊金山的硬件孵化器Highway1承諾初創公司可以平穩過渡到大規模生產，而無需在他們位于中國的制造基地花費大量時間。在這里，與制造專業知識的互動被視為一個問題空間和對設計師、創客和初創公司的不便之處。這種方法隱含著一種普遍的技術生產觀念，即將制造和設計沿地理線路分開；技術在西方構思和設計，然后在低工資地區和寬松監管環境中進行制造。這種設計觀念在iPhone上得到了體現：“由美國Apple設計，中國組裝。”在這里，設計師被理解為主體，他們的想法在其他地方得到執行。在其最[敏感詞]的表述中，這種分割對應著笛卡爾式的“心靈-身體二元論”，即西方的積極理性思維指導所謂發展中國家的被動惰性身體。

 

在本文中，我們在之前的研究基礎上，開始挑戰設計-生產的簡單二元對立，考察了美國和歐洲以外地區的設計、制造和修復過程和文化[3, 23, 25, 39]。例如，Jackson等人[25]從納米比亞農村的移動維修工人的研究中，關注了維修、故障和再利用的日常場所，這些通常被忽視卻重要的設計場所。通過關注這些常常被認為在技術、經濟和社會上“落后”的地方，學者們主張挑戰技術生產模式，其中設計和創新主要源自西方的全球中心（如硅谷）[2, 3, 13, 23, 25, 38]。

 

我們的工作在此基礎上，認真對待制造作為專業知識、設計和創意工作的場所。我們從對中國南部的電子制造全球中心深圳的工廠、創客和硬件創業公司進行的長期民族志研究中汲取了經驗。在本文中，我們分析了深圳的制造社會、技術和經濟過程，這些過程根植于一個在全球外包和大規模合同制造的陰影下演變的改裝和開放源生產的文化。我們證明，越來越多的創客企業家已經開始與這種制造生態系統交匯，嘗試各種設計、生產和合作模式。審視這些日益加強的合作關系使我們對設計及深圳持續變革的概念有了更深入、更細膩的理解。

 

 

深圳與創客運動

近年來，人們對所謂的“創客”方法對技術創新、教育和經濟增長的潛在影響越來越感興趣[29]。“創造”被認為能夠實現從擺弄和玩耍，到原型制作和創業，最終幫助恢復因外包歷史而喪失的制造業和制造地點。創造正在吸引來自世界各地政府、風險投資者和企業的投資。美國政府推廣數字制造和創客作為重返“美國制造”品牌的方式（白宮舉辦自己的Maker Faire）[33, 36]，歐盟也出臺了旨在重建制造能力和專業知識的正式政策，以維持其知識經濟[15]。大型國際公司也已經開始投資。2013年，英特爾推出了Arduino兼容的Galileo開發板；這是一款旨在將英特爾打造成創客方法倡導者的“英特爾內部”微控制器平臺。

 

我們的工作挑戰了制造者文化的主流敘事，通過對制造、設計和制造之間關系的批判性調查。我們主張回歸到參與式設計中最基本的關注點之一，即突出日常工作實踐的專業知識、隱性知識和情境知識[43, 46]。我們關注的重點是深圳市如何在制造從業者將制造從業變為創業實踐的更廣泛想象中嶄露頭角。深圳在全球制造者的想象中被視為“制造者的夢想之城”或“硬件的硅谷”，在那里，技術未來的愿景得以今天實現。直到最近，很少有技術研究人員和更廣泛的IT媒體行業的人員關注深圳。這種情況開始改變，越來越多的“制造者”前往這個沿海大都市，將他們的想法變成最終的消費品。這些中國制造的[敏感詞]例子包括虛擬現實眼鏡Oculus Rift和Pebble智能手表。2012年，[敏感詞]個硬件孵化器計劃HAXLR8R（現更名為HAX）在深圳開設了辦公室。其他投資計劃如Highway1、Bolt和Dragon Innovation也紛紛效仿。深圳吸引的不僅是制造者和硬件初創企業，還有英特爾、德州儀器、華為等大型公司。例如，英特爾已經在該公司所謂的“中國技術生態系統”中投資了1億美元[22]。自2013年以來，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已經為其學生組織了在深圳電子市場和工廠的參觀活動。在最近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媒體實驗室主任Joi Ito記錄了他的印象，描述當地的工廠“愿意并能夠設計和嘗試各種新工藝來生產以前從未被制造過的東西”[24]。

 

Designed in Shenzhen: Shanzhai Manufacturing and Maker Entrepreneurs（圖二）

 

深圳曾經以廉價和低質量的生產場所而聞名，如今如何成為當代硬件創新的熱門地區？像Ito所說的那樣，設計過程是如何發展并融入到過去三十年中該市興起的制造文化中的？誰被認為是合法的參與者，哪些專業知識和設計場所被渲染為不可見？

 

本文所提出的研究結果挑戰了“中國制造”與“加利福尼亞設計”的常見二元對立，這種對立本質上將西方與創造力和創新聯系在一起，而將中國與低質量生產聯系在一起。我們認為，我們今天在深圳看到的對關于制造、生產和設計關系的重要影響。本文通過揭示從制造業內部涌現的設計、原型制作和構思的情境實踐，為專業設計和制造的歷史和文化提供了新的見解，這些歷史和文化并非來自更為熟悉的硅谷等IT中心。我們的目標是促進對當代工業生產平凡場所（如深圳）的批判性探究，以推進對設計、制造者生產、技術工作和勞動的全球過程以及參與的批判性探討。

 

 

方法與途徑

我們從對中國技術生產的長期研究中汲取經驗，以探討設計和制造相交織的文化和技術過程。這包括長達5年的深度田野調查研究，親身參與創客和制造項目，以及舉辦一系列跨學科研討會和會議，聚集了關注制作和制造的學者和實踐者。[敏感詞]作者進行的田野調查涵蓋了在上海、北京和深圳等幾個城市的五個黑客空間和30多個與創客相關的活動，如創客集會、創客嘉年華、黑客馬拉松、Barcamp和Arduino工作坊等，以及在深圳硬件孵化器進行了數月的田野工作，跟蹤了十家初創企業從構想到生產的日常工作過程。在黑客空間進行的參與觀察包括加入日常事務，如原型制作、空間管理、會員聚會、開放日以及組織研討會等。在硬件孵化器進行的研究包括每天在辦公場所的觀察，以及陪同初創企業進行資源采購、原型制作和制造過程。

 

2012年至2014年期間，我們多次前往深圳，重點關注該地區本地制造業的歷史和文化。我們在上海和深圳舉辦了一系列實踐工作坊和深入研究之旅（共計2年內5次）。這些活動使我們得以匯聚來自中國、美國、東南亞和歐洲的120名跨學科學者、創客和行業合作伙伴，共同關注“制造”問題。我們的參與者背景涵蓋了人機交互、藝術、設計、工程、制造、科幻小說寫作和哲學領域。

 

在這些事件中，我們整理了數百小時的視頻和音頻素材，包括采訪、實地訪察、專題討論、實踐研討會和討論會議等。總共，我們進行了超過150次正式訪談，與相關利益相關者進行了交流，包括創客和制造者空間的成員和創始人、與制造有關的活動的組織者、工廠工人、業主和經理、政府官員和決策者、設計公司和大型IT公司的員工，以及投身于制造業的藝術家和城市規劃者、企業家和投資者。正如民族志研究常見的做法，我們準備了一系列訪談問題，并隨著實際情況的發展而擴展和修改這些問題，并識別出新的主題和問題。我們結合了話語分析[11]、情境分析和研究設計[5, 51]。雖然我們采訪了來自不同背景的人，但在本文中，我們側重于引用我們在深圳制造業領域以及與制造業交叉的全球創客界的一部分訪談內容。由于許多被訪者是公眾人物，在公開場合發表講話時（例如在研討會、會議、創客嘉年華等），我們引用他們的真實姓名。我們對所有非正式交流和希望匿名的被訪者進行了匿名化處理。

 

Designed in Shenzhen: Shanzhai Manufacturing and Maker Entrepreneurs（圖三）

 

我們的研究團隊具有多種背景，包括交互設計、人機交互、文化人類學、中國研究、城市研究、哲學、創業精神和物理計算。這已被證明對深度參與制造和制造社會實踐非常有效。我們所有人都會講普通話（其中一人是母語使用者，另外兩人接受了超過5年的正式語言培訓）。我們的采訪既用英文進行，也用中文進行。所有正式采訪都經過了專業的翻譯和轉錄。

         

 

深圳：從外包到山寨

深圳是一個年輕的城市；其城市景觀的建設僅追溯到30年前，當一系列村莊集體開始被改造成世界[敏感詞]的制造業中心之一時，例如[14, 34]。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實施了一項政策，將深圳宣布為特殊經濟區（SEZ）[19, 30]。1979年，當特區政策生效時，深圳的人口不到5萬，到2010年，它已經演變成一個擁有超過1000萬人口的大都市¹。

 

¹我們無法在這里充分展現深圳歷史的復雜性，建議讀者查閱瑪麗安·奧唐奈、杜鵑、黃穎、何昭君、卡羅琳·卡蒂爾等人的著作[9, 14, 19, 34, 35, 50]。

 

深圳的增長與外包熱潮相吻合，并受到推動；引用盧特耶等人的話說，“這源自于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美國信息技術行業的大規模重組”[30]。在此期間，美國和歐洲的公司將他們的制造設施轉移到所謂的發展中國家的低成本地區。深圳構成了一個特別有吸引力的地點；作為一個特區，外國公司的進入門檻大大降低，享有一系列激勵措施，包括稅收減免、實惠的租金和旨在將科學與工業與貿易相結合的投資。工廠和制造業集群的外包徹底重塑了美國的高科技區域。因此，到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新經濟”的興起，IT行業“不再由IBM等垂直整合的巨頭企業主導，而是沿著計算機芯片、軟件、硬件磁盤驅動器和圖形卡等關鍵組件的專業供應商的水平線來塑造”[30]。

 

隨著原先低成本裝配地點技術和組織技能的逐步升級，垂直重新整合的過程開始進行。到了20世紀90年代后期，像宏碁、HTC、華碩和富士康這樣的臺灣ODM（原始設計制造）公司，代表其品牌客戶設計制造產品，開始在其自身擁有可觀的知識產權[30]。一個特別[敏感詞]的例子是ODM HTC推出了自己品牌的手機。這種轉變開始挑戰已建立的高科技經濟體的全球領導地位。

 

隨著代工制造商規模的擴大，并開始主要為大型品牌提供服務，一群企業家看到了在全球經濟中建立自己的地位的機會。在深圳出現了一個密集的制造業網絡，主要面向較不知名或沒有品牌的客戶，這些客戶訂單量較小，不是大公司所關注的對象。這種較為非正式的制造業生態系統（在中國被稱為山寨）由一系列橫向連接的零部件生產商、交易商、設計解決方案公司、供應商和裝配線組成。他們通過非正式的社交網絡和分享文化運作，這種文化與全球創客運動有很多共同之處（盡管主要動機是出于必要性，而不是反文化理念）。現在我們將更詳細地轉向這種當地制造業文化。

 

 

山寨

山寨一詞可譯為"mountain stronghold"或"mountain fortress"，意味著一種非正式的、守法之外的傳統。這個詞在中國已經使用了很長時間，并且最突出地出現在像《水滸傳》這樣的民間故事中，講述了108名叛逆者的冒險，他們藏在山中與當權者作斗爭。在這個共同的敘事基礎上，杰弗里描述了山寨為“一群逃到山里，按照自己的規則行事的強盜。山寨有一種犯罪的元素，就像羅賓漢有點成為逃犯一樣。但實際上，這是關于自治、獨立和非常進步的生存技術。”[26]。

 

學者們推測，這個詞在20世紀50年代首次用于制造業，用來描述香港的家庭式小規模工廠，它們生產廉價、低質量的家居用品，以“標志著他們在官方經濟秩序之外的地位”[19]。它們生產知名零售品牌如古馳和耐克的仿冒產品，并在不會購買昂貴[敏感詞]的市場上銷售。隨著電子制造業向深圳遷移，山寨制造的非正式網絡在手機上找到了一個完美的產品。山寨生產包括不僅包括[敏感詞]iPhone的山寨版本，還包括對手機設計和功能的新創作和創新（參見圖1）。

 

在中國，山寨設備主要面向低收入的農民工群體，他們無法負擔更昂貴的品牌產品。山寨手機在全球市場上也很有影響力，主要針對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低收入群體 [20, 48]。隨著山寨產業的發展成熟，我們開始看到一些知名品牌手機的發展。以小米為例，它是一款價格實惠、設計時尚、采用了精密品牌營銷技巧的智能手機。雖然小米是通過利用山寨產業而成長起來的，但它很少被人們所聯想到與山寨產業有關。

 

Designed in Shenzhen: Shanzhai Manufacturing and Maker Entrepreneurs（圖四）

 

圖1. 四款山寨手機示例（從左至右）：蘋果形狀的手機、兒童玩具和中國酒類品牌形狀的手機、同時作為手電筒和收音機的手機。照片由作者拍攝，時間為2012年至2014年。

 

相反，它已被廣泛接受，成為許多中國人引以為豪的國民手機品牌。

 

雖然一些人將山寨產品與盜竊和低質量貨物聯系在一起[48]，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山寨是中國草根創造力的一個典范，采用了開放源代碼的制造方式。其中一位堅定支持者是黃金蔻（Bunnie Huang），他在2003年黑客入侵Xbox時贏得了廣泛認可。黃金蔻在一系列博客帖子中詳細描述了山寨的運作方式，稱其為一種獨特的“創新生態系統”，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受到西方影響，這要歸功于政治、語言和文化上的孤立狀態[21]。黃金蔻指出了一種高效的制造生態系統，其基于開放共享的原則，與更為熟悉的開放共享文化不同，但又相輔相成。

 

山寨既不是簡單的反體制文化，也不是親體制文化。作為一個數十億美元的行業，它深深扎根于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之中。與此同時，由于其起源和持續實踐涉及盜版和開放共享，山寨挑戰了技術創新與專利、公司研發工具、儀器和價值體系之間的固有聯系。正如杰弗里和紹文·巴茲爾（Jeffrey and Shaowen Bardzell）所主張的，對批判設計和肯定性設計、抵抗文化和資本主義文化之間的嚴格界定的分析往往過于簡化了。

 

山寨生產者非常敏銳地意識到全球市場經濟，并已經發展出精明而狡猾的策略來談判、顛覆、批評、諷刺和從中獲利[19]。例如，早期和價格實惠的山寨智能手機版本是為那些買不起市面上昂貴品牌手機的客戶群設計的。山寨打破了決定新市場、顧客以及科技業務運作方式的既定格局。換句話說，在批判性和反思性設計實踐中關注的問題，比如“被動性”、“強化現狀”、“選擇的幻覺”[4]，在山寨生產中與概念設計中一樣重要。特別諷刺的是，在西方，開放硬件的黑客行為被視為未來創新的推動力，而山寨的開放制造機制卻經常因其缺乏國際版權法等原則和規范而遭到指責，認為這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道路[19]。接下來的部分中，我們將更詳細地描述山寨開放生產的特殊之處。

 

 

開放式制造： 工板和工模

在深圳調研期間，我們遇到并采訪了許多參與山寨生產的不同角色，包括零部件生產商、供應商、交易商、裝配廠以及設計解決方案公司。我們發現山寨的一個一貫要素是所謂的“公版”，在中文中稱為“公板”（gongban）；這些是為終端消費電子產品以及工業應用設計的成品板。公板通常由獨立的設計公司生產，它們連接零部件生產商（例如芯片制造商）和將不同部件裝配成手機、平板電腦、智能手表、醫療設備等產品的工廠。

 

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密切關注了該地區[敏感詞]的一個分銷商以及他們內部的設計公司的流程，該設計公司每年生產約130個公板。這家設計公司不出售這些參考板，而是免費提供給潛在客戶，同時附上制作該板所需的零部件清單和設計原理圖。該公司通過銷售用于制作這些板的零部件來賺錢。因此，他們有興趣支持盡可能多的公司，以推出與他們的板兼容的創意“外殼”和“外觀”（在中文中稱為公模）。然后，他們的客戶可以直接采用自己喜歡的公板，或者在其基礎上進行改進。這些板的設計使得同一塊板可以用于制作許多不同款式的產品：例如，一塊板可以制作許多不同款式的智能手表或手機。自2010年以來，在 Pebble 手表或 Apple Watch 登上新聞頭條之前，深圳有30多家公司基于這種開放生產機制在發貨他們自己的智能手表（見圖2）。

 

公板的功能類似于開源硬件平臺 Arduino 的高級版本，但不同之處在于它構成了通向制造業的橋梁。“我們在深圳稱之為山寨。這是一種大規模生產的藝術作品，”前述分銷商設計公司的負責人 Larry Ma（匿名）解釋道。對于Larry Ma來說，毫無疑問，山寨與簡單的抄襲是不同的。“首先，山寨需要創造力：只有一個反應迅速、對行業鏈了如指掌的人才能做到這一點。

 

Designed in Shenzhen: Shanzhai Manufacturing and Maker Entrepreneurs（圖五）

 

圖2. 中國深圳的智能手表工板（公開板）和工模（公開殼）。照片由作者于2014年4月拍攝。

 

山寨制造商們正在問自己普通人下一步需要什么......非常重要的是，你對上游和下游產業鏈非常熟悉。這其中蘊含一種渴望。這三個元素共同使其成為一項藝術品......這是關于對未來的渴望。”

 

Larry Ma的研發部門是山寨生態系統中許多公司實體之一，多年來已經發展成為實力雄厚的企業。這種增長是在傳統知識產權制度之外實現的，利用了根植于開放參考板的開放制造生態系統，以及一個共享物料清單（列出了制造特定設備所需的所有材料的清單，蘋果這樣的公司嚴格保密）的文化。這種生產的開放文化使得全志和瑞芯微等本地芯片制造商能夠與英特爾等國際知名公司競爭。在這個制造過程的核心是他們所描述的“渴望”驅動的市場速度。在山寨生態系統中，構思、原型設計和設計伴隨著制造過程一起進行。產品的設計與快速變化的市場需求相關。與其花費數月甚至數年來思考下一個熱門產品，山寨是基于現有平臺和流程進行迭代。這樣，山寨以驚人的速度將新產品推向市場。在深圳，手機從概念設計到投入生產只需29天。產品直接通過向市場投放數千臺小批量產品來進行市場測試。如果有需求并且銷售迅速，就會生產更多。承諾永遠不從零開始構建（這是開源社區所倡導的做法）。原型設計和消費者測試迅速進行，并與制造迭代過程同時進行，而不是事先進行（這是西方設計模式中常見的做法）。

 

這種特定的社會動態對制造流程至關重要。個人和商業生活融為一體，關于投資、發布日期和合作伙伴的重要決策通常在非正式的晚餐聚會和周末聚會中達成。這些社交關系對于在深圳開展業務至關重要，正如我們在接下來的部分中將詳細討論的那樣。我們的許多交流對象將自己視為屬于一個基層社區，并堅稱正是深圳開放的制造文化的相互支持促成了他們的競爭優勢。

 

 

在深圳發展

深圳的人口主要來自外地，超過95%的城市人口是外來移民。深圳的科技行業起初是由兩股潮流交匯而成的。[敏感詞]股潮流是來自臺灣的科技企業家，他們參與了早期的芯片產業，并希望利用中國的經濟開放和特區的初步實驗。這股資本的流入促進了大規模的內地人口流動，解放了命令經濟的控制，涌入沿海城市尋找工作。這種動態至今仍然存在。2014年夏天，富士康被報道招募10萬名工人來生產iPhone 6。

 

數十萬外來務工人員每年前往深圳謀求就業，不僅是為了更好的收入，更是為了追求不同的未來，通常遠離家鄉和家人，通過匯款來支持家庭。盡管有廣泛報道稱深圳存在血汗工廠的問題，但我們在研究中遇到的許多人都把深圳宣傳為充滿機遇的地方，一個夢想之城，一個“你可以在中國取得成功的地方”。比如，蘇維奧萊特（Violet Su）從一份兼職工作逐漸晉升為Seeed Studio²的CEO的個人助理，“深圳是一個好地方，”她說，“如果你去別的城市，人們會把你當成外來者。但在這里，每個人都歸屬這里。就像每個人都是在這里出生的一樣。當我[敏感詞]次來深圳時，我真的很喜歡公交車上的一個城市口號：‘來深圳，你就是本地人。’”

 

²  Seeed Studio 是一家中國硬件促進者，銷售開放式硬件產品和教育工具包，并將創客與深圳的制造生態系統聯系起來。 www.seeedstudio.com

 

許多進入山寨生態系統的人并非來自特權的社會經濟背景。比如，匿名的葉王（Ye Wang）是一家山寨平板電腦公司的經理。王是少數幾個“取得成功”的人之一。他的公司每年的營業額達到數百萬美元，將平板電腦運往南美、東歐、俄羅斯和美國。王最初是在一位在中國汽車制造商比亞迪（Build Your Dream）工作的親戚的敦促下來到深圳的，并且得到了一項企業獎學金資助他的大學教育。大學畢業后，王進入了他所謂的“山寨社區”。他通過領導一個開發團隊，生產出了蘋果iPad的首批仿冒版本，使自己聲名鵲起。這款稍作改動的本土化平板電腦在蘋果正式在美國發布iPad之前就進入了中國市場。這并沒有逃脫山寨生態系統中的大佬們的注意。王解釋了一旦贏得信任并闖出名堂后，很容易找到愿意自由分享資源的合作伙伴：“深圳就是這樣運作的。你可以把它看作是眾籌。它與通過在線社交網絡進行的眾籌工作方式不同……你必須牢固地立足于該行業，獲得認可，有良好的個性……整個產業鏈的每個人都會免費提供給你材料，只有當你銷售了產品，你才支付賬單[進行償還]。”

 

Designed in Shenzhen: Shanzhai Manufacturing and Maker Entrepreneurs（圖六）

 

王在這里描述了一個重要的資金機制，使那些缺乏財力的人能夠從更大的山寨網絡中獲得支持。人們通過參加非正式的面對面聚會（如晚餐、午餐，在制造現場）和通過移動社交媒體平臺，比如微信（www.wechat.cn），成為這個社交網絡的一部分。許多線下活動發生在酒席上，KTV酒吧和按摩店，這些場所主要由男性顧客光顧（這些都反映了山寨文化中存在的強烈性別等級制度）。山寨人認為自己勤奮努力，致力于提高生活水平和賺錢。許多人認為深圳獨特的創業機會： "中國沒有其他地方能比得上深圳。在這里你會找到很多機會，你可以做自己，實現你的夢想，你可以創造自己的故事。"

 

山寨生產之所以快速靈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種獨特的社會結構，通過這種結構，關于新產品、設計和定價的決策是協作完成的。這個過程要求人們“24/7”都得參與進來。每一次個人互動，無論是線下還是線上，都是為了促進集體目標的實現：拓展和傳播商機，發現利基市場，并提煉出新的機制以產生額外的銷售。在這種意義上，山寨生產文化與硅谷并沒有太大不同，都具有男性主導的管理和創業領導、努力工作的職業道德和同行壓力，所有這一切都形成了一個緊密團結的非正式社交和信息分享的社區[41]。

 

 

深圳制造商

在過去幾年里，深圳開始吸引了另一波移民，包括科技創業者、黑客、創客、極客和藝術家等流動精英，他們被城市豐富的材料資源和生產流程所吸引。對許多新來者而言，深圳的[敏感詞]站就是華強北市場，這是一個15乘15個城市街區大小的區域，充斥著大型百貨商店建筑（見圖3）。每個商場都包含了幾層樓的攤位迷宮，這些商場專門經營從基本元件如LED、電阻、按鈕、電容、電線和電路板到產品如筆記本電腦、手機、安全攝像頭等的各種商品。對于創客們來說，這些市場提供了工具、零部件和專業知識的即時獲取。來自Dangerous Prototypes公司，一家銷售開放式硬件套件的公司的伊恩·萊斯納特描述了華強北和整個深圳的吸引力。

 

"深圳的美妙之處在于我們既有橫向整合又有縱向整合。在華強北，你可以購買零部件。再往外走一點，人們銷售電路板。再往外走一點，就有人開始制造產品并將零部件連接到電路板上。所以你實際上可以讓某樣東西被建造出來。再往外走一點，就有人制作產品外殼。再往外走一點，有車庫配備大型打印機，可以為你的產品制作標簽，再往外走一點，他們可以將產品回收再利用。所以你可以制造一些東西，完全設計它，讓它被生產出來，銷售它，然后將其分解成組件并將它們再次回收到市場中心。你擁有所有的技能和所有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人，他們都聚集在這里。這才是深圳真正具有吸引力的地方。"

 

“居住在深圳就像生活在一個巨大的科技工坊中”，這是3D打印機Makerbot的聯合創始人扎克·史密斯（Zach Smith）的感慨。史密斯最初來到深圳是因為Makerbot與當地制造企業展開合作。自那時起，他在這座城市度過了許多年，并學會了適應他所稱的“深圳本土設計語言”。史密斯解釋道：“如果你來到深圳，你將不得不將你的美國設計語言翻譯過來。如果你在這里，你可以開始學習當地的設計語言，并在自己的設計中加以運用……這有助于你設計出更易于制造的產品，因為你不需要替換大量部件……這里的人們可以按照本地方式構建他們的設計。當你去見制造商時，你會了解他們的設計流程，他們希望如何構建產品，或者他們有能力構建什么。這改變了你的設計方式，因為作為設計師，如果你是一個優秀的設計師，你會嘗試適應這些技術，而不是讓技術來適應你。”

 

華強北市場（左上至右下）：USB閃存盤塑料玩偶形狀、一堆電線、各種各樣的磁鐵、俯視百貨大樓。

 

Designed in Shenzhen: Shanzhai Manufacturing and Maker Entrepreneurs（圖七）

 

史密斯在這里所描述的是我們采訪的許多創客所經歷的事情；通過與工廠、工程流程、設備和材料的互動，不斷改進他們的設計。制造商和創客共同合作進行原型制作、材料和功能測試，并持續修改產品外殼的形狀、PCB設計（印刷電路板）等各個方面。他們一起反復推敲并塑造最終產品的設計，這個過程通常需要數月時間，經常是每周都要進行頻繁的會議。比如，創客企業家阿曼達·威廉姆斯（Amanda Williams），她是活躍在該領域中為數不多的女性之一。在設計交互式燈具的過程中，她與深圳的幾家不同制造單位密切合作。威廉姆斯對這些合作的反思如下：“有時你會從一個工廠那里得知這不行、那不行，或者你不能用這個尺寸，因為你需要一定的壁厚度，或者這種材料會斷……與工廠合作，我們了解如何修改我們的設計，以便更好地進行大規模生產。”

 

在深圳工作的創客們與硬件設計中心的觸感更加接近。當他們在制造環境中融入而非疏遠的情況下塑造他們的愿景時，他們的設計變得更加貼近硬件的物質特性，通過對按鈕大小或旋鈕手感的身體反應來調整他們的愿景，正如Ian Lesnet所闡述的：“當你設計電子產品時，這不僅僅是一個工程問題，它是一個設計過程。能夠走進華強北，觸摸按鈕，按下它們，感受并說‘哦，這個按鈕手感松軟，那個按鈕手感堅實’。做出選擇。握住物品。獲取這種知識，這是你無法坐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電腦前得到的。（見圖4）”許多人都同意這種隱性的融入式學習已經成為他們設計過程的核心，并且這是他們只有在抵達深圳后才學到的東西。“在學校里，他們根本不教你DFM，即設計用于制造。Antonio Belmontes來自Helios Bikes說，“工廠幫助我們將想法轉化為適合制造的設計。他們還幫助你節省金錢。尤其是當你在設計過程中與他們接觸時。”

 

華強北的圖4：創客們對不同的元件有所“感觸”。照片由[敏感詞]作者于2013年拍攝。

 

吸引科技創業者、創客和設計師前往深圳的是，構思、設計、市場測試和工業生產等階段在一個迭代過程中共同發展（與將構思和原型制作視為先行階段然后指導執行過程的設計實踐形成對比）。由此形成了一種觸覺和深度體驗的設計實踐，需要與材料和許多人描述為高度專業化的當地技能集相緊密聯系。曾任施樂帕克（Xerox Park）主任的約翰·西利·布朗（John Seely Brown）在訪問深圳時，通過談論隱性和顯性知識反思了這個過程。“你真正所做的”，他談論深圳的硬件生產時說，“是在你的工具和你所從事的材料之間調節一場對某種最終結果的談話。而你正在監督這種獨特的舞蹈。”

 

 

Seeed 工作室與 2014 深圳創客節

深圳當前所見到的大部分創客企業活動的背后，都可以追溯到深圳市硬件服務商Seeed Studio的早期努力。Seeed Studio在2008年由當時年僅26歲的潘浩創立，迅速從一家只有兩個人的初創公司成長為一家成功企業，如今每年營業額超過1000萬美元，擁有超過200名員工。Seeed Studio銷售硬件套件、微控制器平臺和定制印刷電路板給創客，同時提供高度個性化的服務。Seeed Studio的核心業務之一是通過識別潘浩所稱的“痛點”——即企業缺乏擴大規模的知識的轉折時刻，幫助創客初創企業從想法走向大規模生產。Seeed Studio的產品在全球范圍內獲得了聲譽，并可以在線購買，在創客專用平臺上購買，也可以在美國的主流零售商處購買。2012年，當HAXLR8R作為深圳首批硬件孵化器項目之一開啟大門時，正是在Seeed Studio的幫助下，并且在其辦公室內啟動的。

 

圖5：“與中國創新”，由Seeed Studio制作的產品標簽

 

Designed in Shenzhen: Shanzhai Manufacturing and Maker Entrepreneurs（圖八）

 

潘浩已經成為中國創客圈中有影響力的聲音，急切地想要證明“中國制造”不僅僅意味著模仿和廉價勞動力。當進入Seeed Studio的辦公室時，[敏感詞]眼看到的是寫在一面大型壁畫墻上的標語“與中國創新”。這個標語是對“中國制造”品牌的雙關，也是裝飾在Seeed Studio產品上的標簽（見圖5）。潘浩回憶道：“2010年我去美國時，那里的人們認識我們，喜歡我們的產品，但沒有人愿意相信我們是一家中國公司，沒有人曾想過酷炫創新的產品會來自中國。因此，從那時起，我們就在我們的產品標簽上使用‘與中國創新’，以證明中國制造可以意味著‘合作’和創新，而不僅僅是廉價勞動力和低質量。”

 

“與中國創新”也是中國首次舉辦的特色創客嘉年華的口號，該活動于2014年4月舉辦，由Seeed Studio組織和主辦。這次創客嘉年華對Seeed Studio來說是一個展示中國在創造和制造領域的愿景的[敏感詞]時機。參加創客嘉年華的人都是創客社區中知名的人物，其中包括《MAKE》雜志的創始人戴爾·道賽蒂（Dale Dougherty）、著有《Makers》一書的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Arduino的聯合創始人湯姆·艾戈（Tom Igoe）、被譽為“英特爾創客大使”的杰伊·梅利肯（Jay Melican）、來自BioCurious的Eri Gentry、以及富士康的Vincent Tong和Jack Lin等人。

 

在深圳創客嘉年華上舉行的講座和演示活動之間，分別有兩場主題演講：被許多人認為是美國創客運動的創始人的戴爾·道賽蒂發表了開幕演講，而富士康的Vincent Tong和Jack Lin（林志聰）則進行了閉幕講話。道賽蒂在他的演講中著重談到創造力存在于創作某一物品中，強調了業余創造和修補文化在最初開發[敏感詞]臺蘋果電腦時的作用，并描述創作為一次不確定結果的冒險。另一方面，湯姆和林討論了在擴大規模時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從制作一個物品到制作成千上萬甚至數百萬個物品。道賽蒂強調了修補和玩耍的過程，而湯姆和林則著重討論了設計在專業化制造過程中的作用，或者像林所說的那樣：“制作一個物品的過程與持續生產大不相同。它需要跨學科的工作。硬件與互聯網不同。你需要從一開始就考慮設計。設計貫穿制造全過程，包括差異化、定制化、標準化……你還需要為未來的制造進行設計，在設計過程的開始階段就要考慮到下一步的組裝。”

 

深圳創客嘉年華是道賽蒂首次訪問中國。在我們采訪道賽蒂時，他對美國和中國在創客領域的差異進行了反思。“這是一個不確定的問題，‘我該如何把這個制作出來？’”他說道，談及許多業余和專業創客在美國面臨的困難，“我應該去哪里找零件？”他進一步解釋說，創客空間解決了部分問題，但擴大規模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并沒有必要的背景、技能或知識來制作。甚至，‘到底應該制作什么，或者干脆不制作？’的問題也存在。”道賽蒂在這里反駁了那些過分樂觀的敘事，認為創客運動會輕易帶回“美國制造”的品牌。他說：“我認為這是一個信息問題，你可能會發現當你在這里制造產品時，你應該在設計時考慮得更多。”

 

在深圳，設計與制造并不只是山寨產品特有的，參與這一過程的人都很清楚。例如，通過幾次訪問一家大型代工廠（匿名），甚至像蘋果這樣的公司，他們的設計師和工程師（就像創客企業家一樣）與工廠的設計師和工程師并肩工作，直到產品最后確定發布之前一直在不斷迭代。這與人們普遍認為的蘋果是外包給代工廠廉價勞動力的創造者形成鮮明對比。

 

 

討論

“蘋果電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設計于加利福尼亞，制造于深圳。我們以設計為傲，因此不必親自進行其他工作。還記得“無紙化辦公”嗎？所有東西只需要在電腦上設計然后制造即可。這幾乎讓我們覺得不再需要把那些骯臟的世界靠近我們。它們可以在中國進行……但實物產品有直觀地與我們對話的特性，這是我們不能僅僅通過電腦屏幕分析得到的。這就對“這里設計、那里制造”的分工模式提出了質疑。

 

Designed in Shenzhen: Shanzhai Manufacturing and Maker Entrepreneurs（圖九）

 

（戴爾·道格蒂，2014年4月對作者的采訪）

本文旨在質疑關于技術生產的一種普遍神話，即設計與道格蒂在此稱之為“骯臟世界”的制造業相分離。本文通過聚焦深圳過去30年來發展起來的開放生產和設計文化，來質疑這一觀點。更具體地說，我們的研究集中在如何山寨產業鏈生態系統是如何在外包和政府政策的影響下，與向外國投資開放的過程同步發展的。”

 

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我們的工作挑戰了一些關于制造及其參與的普遍言論和實踐，然而，與參與性設計（即使是隱含的）的親密聯系也隨之產生了挑戰。參與式設計早期努力的核心內容，以及廣義計算機臨界學術研究的關鍵點，在于強調用戶，并希望賦予那些在技術生產中發言權較少的人更多的權力。創客運動中的知名人物已將這種對個體賦權的呼聲轉化為強大的商業策略，例如[1]。許多創客套件和智能設備被宣傳為具有教育意義，因為它們培訓其消費者自己成為生產者。如今，許多數字制造工具和開放硬件平臺的用戶確實在生產各種豐富多樣的軟件代碼、電子原理圖、3D設計等。許多這些用戶致力于開源文化和精神，也自由地分享他們的設計貢獻。在這個意義上，創客產品的功能很像Facebook等社交媒體應用或Second Life等虛擬世界，產品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用它“創造”的東西[8]。雖然這無疑擴大了在技術設計中的“參與者”范圍和數量，但它也受到對“共享經濟”的日益批評，其中“用戶、粉絲和觀眾的勞動被企業利用”[45]。

 

此外，數字制造工具（如3D打印機或數控銑床）的設想是使更廣泛的受眾參與到制造過程中，然而這往往使設計師與我們在本文中描述的以制造為中心的設計過程中所必需的默許知識保持一定的距離。雖然數字制造工具為設計工作室提供了快速原型制作的技術，但它們并未讓人參與到規模化制造中的現場和體驗過程中。從我們對深圳的參與中變得越來越清晰的是，要重復道爾蒂所說的觀點，“物理事物具有直觀地與我們對話的特性，這是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僅僅通過電腦屏幕分析得到的”。因此，盡管強調回歸動手制作的宣傳普遍存在（“每個人都是創客”），但旨在讓設計師參與硬件生產的許多軟件應用程序都是圍繞著創建生產的抽象表示而定位的[17]。這將設計師和創客與生產的嵌入和體驗實踐以及本文所記錄的生產文化中所必不可少的默許知識分開。我們的目標是挑戰一個神話般的技術創新結構，在這個結構中，設計的“創造性”工作備受強調，而制造的工作則保持在一定的距離之外。簡言之，我們同班農和恩所主張的一樣，支持設計人類學傳統，認為應該更直接地將“從對物質文化的理解中獲得的見解”納入到參與式設計的實踐中[3]。一個嚴格的參與式設計實踐不僅包括對用戶社會背景的深入了解，還包括對當代生產的物質和社會條件的深入了解。

 

制造型企業家來到深圳將智能和聯網設備的構想轉化為產品，與生產的嵌入式和觸覺過程交匯在一起。事實上，正是對生產過程和材料的親密接觸使這座城市對制造者如此誘人。正如本文所展示的，吸引制造者來到深圳的不僅僅是獲取工具和機器的便利，而是一種特殊的設計過程；原型設計與制造過程緊密相連，而不是在其之前；通過與機器、材料、零部件和工具的日常互動，測試和設計不斷發展。從電子市場和工匠車間到裝配線和設計解決方案公司，深圳讓科技設計師沉浸在一種與材料觸感和具體制造過程相關的原型設計模式中。我們采訪的許多人都認為，“親身經歷其中”對于學習、理解和與他們認為是開放、非正式且高度專業化的設計實踐密切相關。

 

本文的目標是通過審視深圳的重塑來批判性地解構當代制造者話語。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我們對將深圳想象為“硬件的硅谷”提出了質疑，這一想象是由硬件孵化器和企業對該地區的推廣活動所推動的。這些往往是線性的進步故事，假定深圳正在“趕上”硅谷等創新中心，往往忽略了本文描述的該地區生產過程的復雜性；從其外包和盜版的歷史到當代山寨生產的全球規模。我們已經表明，創新、設計和生產必然是與特定的技術、經濟和社會發展歷史密切相關的，并在這一點上，本文響應了將設計[9, 23, 25, 46]置于工業生產現場的呼吁。批判計算領域長期以來一直呼吁研究人員和設計師反思“我們無意識地建立在技術中的價值觀、態度和世界觀”，以及“被無意識但系統地忽視的價值觀、實踐和經驗”[42]。

 

Designed in Shenzhen: Shanzhai Manufacturing and Maker Entrepreneurs（圖十）

 

顯然，這遠不止是普通用戶和設計者之間的關系。我們在設計中有意或無意地構建了怎樣的價值觀、規范和態度，不僅體現在我們的設計中，也體現在我們的批判理論和實踐中？如果我們認真對待多樣化和分布式的生產文化，會開啟怎樣的新可能性？在“制造者”對工業生產進行改造時，誰被視為合法參與者？隨著制造者將聯網物品的構想轉化為大規模生產的產品，哪些專業知識和工作被渲染成看不見的？這些問題讓人想起早期參與式設計理論家的核心關注點：對生產、勞動和制造現場的深度參與。

 

 

致謝

我們要感謝所有為這項研究做出貢獻的人，特別是在Seeed Studio、Chaihuo 柴火、DFRobot和XinCheJian 新車間的工作人員，以及所有與我們分享他們時間和見解的制造者、企業家和山寨生產者。這項研究部分資助來自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獎勵編號＃1321065）、利伯塔爾-羅格爾中國研究中心以及英特爾社交計算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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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d in Shenzhen: Shanzhai Manufacturing and Maker Entrepreneurs（圖十二）